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三篇(3)

　　新型冠状肺炎爆发以来，国内外各类型的社交媒体平台在疫情信息发布、健康知识普及、引导公众参与社会事务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内，新浪微博不仅为政府公共部门的权威官方信息发布提供了平台，还拓宽了自媒体进行疫情知识科普的渠道，并且热搜榜、公开话题、超话(“肺炎患者求助”)等组织形式直接参与议程设置，通过公众的自发转发获取一定热度，引导舆论;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在传播疫情信息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外，新冠肺炎话题在各大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均占据大量篇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社交媒体分析公司Sprinklr(2020)的记录显示，3月11日，提及新冠病毒相关术语的记录达到了近2000万的频率，创历史新高。

　　一、社交媒体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一)吹哨人：社会风险预警

　　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基数大，用户生产内容多，传播范围广，且社交媒体数据蕴涵着大量的主题、时空等应急信息，这些特点都使得社交媒体在社会风险预警上具有天然的优势。

　　在本次疫情中，关于疫情的最早消息出现在微信群/朋友圈。2019年12月30日晚上，有关“SARS冠状病毒"的提醒消息在武汉某些医生群内传播，虽然初期消息稍有不准确，但使得哨声发出。随后，“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冲上微博热榜，《人民日报》、《新京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进行关注和报道。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平台起到了疫情感知和风险预警的作用。

　　(二)信息获取主渠道：削弱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

　　覃伊蕾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通过微博获取舆论信息，79%的受访者通过微信(包括微信群、公众号、朋友圈)获取疫情信息，60.52%使用电视，只有6%的受访者通过纸质媒体获取相关信息。可见，社交媒体平台逐渐成为大众主流信息来源。

　　与传统大众传媒时代相比，社交媒体的主要传播流向是圈层传播，而非层级传播，具有典型的去中心化的特正，议程设置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正在掌握更多的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并且社交媒体的高互动性使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也更容易形成影響媒体议题的舆论场，使原本单一的议程设置路径变成双向的，实现了互相补充和“共振”。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垄断与议程设置能力。

　　(三)风险沟通和信息聚集平台：简化传播渠道

　　社会化媒体因为其自身的优势一内容生产的便利性、信息传递的高效性、获取信息的低成本等，使其信息沟通的作用最为突出。由社交媒体平台承担危机信息发布渠道的角色不仅缩短了传播渠道，节约了危机处理的黄金时间，又避免了多级传播导致的曲解和丢失等现象。此外，政府应急部门在获取危机信息时，渠道有其局限性，且多级传播会导致滞后、失真等情况，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危机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社交媒体平台弥补了这一缺点。

　　在本次疫情期间，社交媒体平台也聚集了大量优质的专业媒体新闻和自媒体内容。中央级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推出的直播和短视频内容均受到广泛好评，既有权威专家对当日疫情的传统直播内容，又有“云守望：见证此刻等待春暖花开”慢直播，不仅能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还营造了一种“在场感”与“陪伴感”，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新京报、三联生活周刊、财新等市场化媒体注重深挖社会公众所关切的问题，发布多篇深度报道与人物专访，例如财新《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真相比平反更重要》，这些内容及时回应了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有助于整个社会协调与稳定。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疫情期间，不少自媒体也生产了许多优质的科普内容，例如回形针团队制作的《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凭借深入浅出的话题风格和趣味生动的话语表达受到了大量网友的欢迎。

　　(四)社会守望者：促进线上线下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