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三篇(5)
防治疫情是系统工程，各地政府对于民意的及时、全面的回应，对于保持声誉和稳定民心是十分重要的。而社交媒体则是民众表达关切和质疑的聚集地，民意发酵的速度很快，如果不及时对其回应会降低政府自身公信力。
在此次疫情中针对民意的回应，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力比较欠缺。武汉及湖北有关部门前期的一些决策和行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很多质疑声，然而，相关机构只是通过传统的记者招待会、政府官网文件发布等形式，来应对社交网络上的争议，这种间接的沟通方式不利于事态的平息，反而因其未正面回应问题降低了政府部门公信力，社交媒体上的焦虑和极端情绪依然蔓延。如果政府机构能够通过官方社交媒体账号，持续、直接回应民众的质疑与关切，有效、高效的沟通有利于地方政府部门树立正面形象，得到民众的信任。
结语
如新华社所言，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国内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疫困难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只有不断反思与完善，才能增强社交媒体在“非常态”下发挥的正面效应，更好地应对风险社会中的各种危机，保持社会良性运作。
参考文献：
[1]彭兰.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J].新闻界，2012(16)：3-8.
[2]王蕾.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J].新闻大学，2008(04)：29-34.
[3]张克旭，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73(03)：26-35.
[4]覃伊蕾，王清泉新媒体时代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演化特点及治理措施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07)：13-16.
[5]段鹏，项钰璇.社会化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作用[J].现代出版，2019(06)：36-40.
[6]栾轶玫，张雅琦.视频直播在灾难报道中的运用及传播边控问题——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传媒观察，2020(03)：25-32.
[7]王艳东，李昊，王腾，朱建奇，基于社交媒体的突发事件应急信息挖掘与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6，41(03)：290-297.
[8]林旭娜，疫情时期的谣言及辟谣机制[J].青年记者，2020(07)：56-57.
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3
摘 要：以 2020 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为案例,描述分析社交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传播机制和未来启示。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是新冠疫情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在危机风险传播的各个发展阶段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节点,在“ 吹哨”预警、风险放大、形成信息瀑布、引爆舆论等方面起到核心作用。在传播学理方面,传统新闻把关、新闻生产和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在发生变化,机构媒体在新闻把关和议程设置的作用受到冲击。建议重视社交媒体的“哨兵”模式,监测预警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并构建融合大众、平台和媒体机构的新型网络把关机制。
关键词：危机风险传播;社交媒体;信息瀑布;网络把关
2019 年 12 月起,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疫情迅速扩散到全国,并在全球蔓延。这是社交媒体时代,中国遭遇的第一次大规模疫情。由于流行病爆发的不确定性,疫情信息的有效传播就至关重要。在疫情信息的传播中,社交媒体起到的传播作用、内在机制以及带来的启示,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危机风险传播
(一)理论综述：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的整合
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是两个联系紧密的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 80 年代诞生以来,二者在理论发 展和研究实践上存在交叉,又有所区别。
1982 年美国强生公司的“泰诺”胶囊投毒事件,引发了危机传播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揭开了美国危机传播研究的序幕[1] 。早期危机传播理论代表性的有 Fink 提出的阶段分析理论,提出包括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和消散期的“四阶段”模式[2]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危机传播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代表理论包括 Benoit 的“形象修复理论”(IRT),提出修复公众形象的五种策略方法[3] ;Birkland 提出“焦点事件理论”,认为危机事件作为焦点事件,在设置公众议题方面扮演主要角色[4] 。2000 年后,在对危机传播既有理论进行整合的基础上,Coombs 提出了“ 情境危机传播理论” ( SCCT) ,从“ 利益相关者”和“危机历史”的角度对危机沟通策略进行了深度分析[5] ;McHale 提出“霸权”(hegemony)模 式,认为危机传播过程是不同组织争夺领导权的过程[6] 。Frandsen 和 Johansen 在整合“形象修复理论” 和“ 危机情景分析理论” 的基础上,提出了“修辞话语场理论” ( RAT) ,其基本观点是:危机一旦爆发,话语竞技场就开启,多种声音在竞技场中竞争[7] 。2010 年后,随着社交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的研究也更加丰富,比较有影响的是“ 社交媒体中介危机沟通理论” ( SMCC) ,把社交媒体作为沟通中介,对组织机构的危机应对策略进行分析[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