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三篇(4)

　　大众传媒是社会的守望者，这是基于大众传媒的本质特性和基本任务以及其影响力综合决定的。在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也承担了社会守望者的责任，不仅为受灾者提供了发出求救信号的平台，更对线，上线下联动救援活动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微信超话栏目中，就设有“肺炎患者求助”专区，1月29日开通以来，与武汉地方政府和央视新闻紧密合作，截至3月14日，微博平台累计收到上万条求助，排查并核实后向政府报送超过3000条信息，帮助多名患者解决困难。

　　社交媒体平台为政府部门简化工作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疫情期间，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与微信、，支付宝等平台合作，推出“防疫健康信息码”，通过在线对用户地理数据的获取和对健康状况信息的收集，保障全国防控复产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社交媒体对灾难事件传播的影响与启示

　　(一)重视社交媒体风险预警功能

　　如AnthonyGiddens(2000)所言，传统社会风险是一个局部性、个体性、自然性的外部风险，而当代社会风险则是一种全球性、社会性、人为性的结构风险，世界已经步入风险型社会。社交媒体的“吹哨“模式是公共卫生流行病监测与预警的重要来源，一方面，社交媒体是用户获取外界风险信息的最直接、便利的途径，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是公众发布风险预警的重要渠道，这些用户生产内容，为风险监测与防范提供了突破口。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与时空相关的数据挖掘成为当前GIS领域研究的重点，社交媒体因用户基数大，用户生产内容多的特点，成为重要的数据挖掘来源，将社交媒体数据与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可以研究和挖掘出不同的信息，如结合传染性疾病领域知识，社交媒体数据可以用于研究病毒的传播模式，疾病的当前状况，甚至能对疾病的发展做出预测;结合灾害应急知识，可以监测灾害事件的发生及状况。这些丰富的数据能为社会风险预警提供参考，减少损失。

　　在此趋势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风险预警功能应该被重视，并且，“哨兵模式”主要是面对突发风险的机制，应该被宽容对待。

　　(二)心理失衡问题和网络暴力值得注意

　　虽然社交媒体平台在疫情期间作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但因此可能导致的心理疾病问题不容忽视。由于社交媒体本质是基于用户的社会关系和兴趣关注构建的内容信息流，加上算法的推送，使用户处在“信息茧房”中。并且，社交媒体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会带来信息过载现象，在个体情绪处于緊张、忧虑、焦虑的状态时，大规模、密集、不间断地接受疫情相关信息会增加个体的心理健康风

　　由此带来的群体极化现象也值得注意。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所言，在负面情绪的导火索下，无数个匿名的个体构成了丧失个性的庞大群体，受群体思想支配。社交媒体平台的存在使得“临时群体”的形成更加容易，这类群体，具无组织性、迅速集结性和易散性的特点，是群体极化的土壤。而一旦大规模的偏激情绪形成之后，沉默的螺旋效应紧随其后，这会造成社会理性的退化，导致情绪化的谩骂、人身攻击等极端行为的发生，增加社会心理疾病风险。

　　(三)网络把关机制亟待优化

　　社交媒体平台为普通民众争取了更多的表达权和话语权，与此同时削弱了传统“把关机制”，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在本次疫情期间，就有不少谣言，还得到了广泛传播，如志愿者何辉死亡的消息不断反转最后证明是确有其事但是配图错误，以及微信群流传广泛的武汉某医院尸体无人处理的视频，最后被证实是配音再制作。诸如此类的谣言因其接近性和重要性被广泛传播，如果辟谣不及时，会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传统的新闻把关是通过专业的新闻采编及其管理机构操作的，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话语空间更开放了，把关机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其过程应该被优化。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要完全删除任何内容，几乎不可能完成，并且在热度极高的话题上，任何对内容删除的动作都会增加内容的病毒性，反而越删越热。

　　优化路径可从社交媒体平台出发。首先，针对用户生产内容，各社交平台应健全现有的审核机制，面对海量信息，可采用机器与人工相结合的审核方式，如在线验证平台Verifiepixel能自动使用搜索引擎查看上传的图片的真实度，通过搜索其是否在其他平台上出现过，以及图片的拍摄时间、光圈大小等物理信息，还可通过验证工具检测图片是否经过加工处理。如果这种技术能运用到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上，可减少很多东拼西凑的谣言的产生。其次，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应该被加强管理，需要相关法律对其约束，有时，平台会为了自身利益为虚假信息开方便之门。最后，针对已经广泛传播的谣言，官方平台应完善辟谣机制，全国互联网辟谣平台及权威媒体、党政发布端辟谣机制对此加以补充，合力粉碎谣言。

　　(四)线上政务能力急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