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三篇(6)

　　风险沟通的研究同样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1984 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发生毒气泄漏事件,促使美国政府于 1986 年通过了《超级基金修订和补充法案》 ( SARA) ,扩展了环境法中“知情权”的内容;同年,美国首届“风险沟通全国研讨会”在华盛顿举行,标志着风险沟通领域开始走向成熟。当时学者对研究论文的分析表明,以 1986 年为界,“风险沟通”开始成为研究中的焦点[9] 。1989 年,美国国家研究会提出了关于风险沟通的经典定义:是“个体、团体和机构就信息和意见进行交换的相互作用过程”[10] ;此后,双向风险沟通模式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而“社会-文化”取向 的“风险认知理论”占据优势,该理论关注风险如何被人们所感知。Sandman 提出著名的“风险=危 害+愤怒”,并据此把风险沟通分为四大类型:预防沟通、愤怒管理、危机沟通、利益相关者沟通[11] 。经典的风险沟通理论还包括:“ 心理噪音模型” ,聚焦于心理压力对人们信息获取以及信息选择过程 的影响[12] ;“负面主导模型”认为,当人们不安时,通常更重视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信息[13] ;“信任决 定模型”,该模型特别强调信任在风险沟通过程中的重要性[14] 。

　　目前学界对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但都认识到二者的共同点、互补性和交叉性。Reynolds 和 Seeger 在总结和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整合起来,并称 为“危机风险传播”(CERC),提出了 5 阶段模型[15] ,包括前危机、初始、保持、解决、评估,提供了每个 阶段危机风险传播的基本策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为此开发了 CERC 教程,作为其公共卫生与健康传播的组成部分。

　　在国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促进了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的研究。2003年的 SARS 疫情是我国相关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同年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16] ,促进了国外理论的引入和本土化思考[17-18] 。在概念上,“risk communication”多被译为“风险沟通”,而“crisis communica- tion”多被译为“危机传播”,显示两者在含义上的差别。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2014 年的 H7N9疫情、2018 年开始的疫苗事件,更促进了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的理论应用和传播实践,两个概念的应用也出现合流的趋势:如 2009 年卫生部的新闻宣传工作通知中,强调“加强风险沟通和危机传 播”[19] ;学界对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关系进行辨析[20] ,提出政府对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的意识与策略[21] ,分析两个概念的异同及整合模式[22] 等。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多从媒体报道、突发事件、舆情 监测的角度切入,再运用危机风险传播的理论进行分析: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体报道框架和报道策略[23-24] ;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特征和规律研究[25-26] ;研究利益相关者在社交媒体中的关注点及演化模式[27] 等。

　　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风险传播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框架,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来推动理论模型的发展,实现理论架构与实践应用的有机促进。

　　(二)传播实践：社交媒体成为危机风险传播的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