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三篇(9)

　　2 月 7 日凌晨,微博上多家官媒发布了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引发大量网民讨论。截至 2 月 7 日凌 晨 6 时,话题#李文亮医生去世#有 6. 7 亿阅读,73. 7 万讨论;截止 2020 年 2 月 24 日,该话题已有阅 读 19. 9 亿讨论 138. 4 万[41] 。

　　在各类社交平台,人们哀悼李文亮去世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其不公遭遇的愤慨。根据清博大数据的统计[42] ,自 2020 年 2 月 6 日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共有相关信息 510,596 条,其中微博信息最多,总计 403,970 条,占比 79. 12%。从社交媒体表现出的社会情绪来看,负面信息最多,占比44. 03%,正面信息占比 29. 09%,情绪化倾向非常严重。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群组化、交互性的传播模式以及信息海啸冲击下的把关难度,为情绪化宣泄提供了便利。微信群、朋友圈的“圈群化”为情绪化传递提供了群组基础,形成同质化的“回音室” ,“闭环式” 的群内传播和“强关系” 的人际传播结合,带来极端情绪的放大和增强。微博平台上基于“弱关系”的粉丝群和基于内容联系的话题社区,使网络社群的聚集门槛大大降低,很容易发生规模庞大的网络化“ 群体事件” ,带来严重的群体情绪化倾向。

　　三、社交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传播的影响与启示

　　(一)重视社交媒体的”吹哨“模式，监测预警突发公共卫生危机

　　此次新冠疫情的信息传播充分显示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传播的特性:在内容和强度上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危机传播或突发事件,而是结合了突发事件、自然灾难、紧急救援、高传染性威胁、不确定的 医学科研发现等多重要素,塑造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未知风险和不稳定的传播环境。在这种传播环境下,以前阶层化的“全知全能型” 的传统传播体系很难发挥作用,尤其在前期的预警窗口期,“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国实际上错过了早期预警的窗口” [ 43] 。

　　社交媒体的“吹哨”模式是公共卫生流行病监测和预警的重要来源。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传统上国家治理的主流方式是“精算模式”(actuarial device):基于事件发生的准确信息进行精准化管理。最近几年,在接连遭遇埃博拉、西尼罗河病毒、禽流感等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强调警惕性和不可预测的“哨兵模式”(sentinel device)被奉为准则:更多地停留在提醒重大事件的发生,并不负责提供专业性的操作指南。[44]

　　在此趋势下,我们需要重视社交媒体具有的“哨兵” 功能:需要在无法预测的疾病暴发初期迅速吹响“哨声”,以宽容化的方式对待突发公共危机预警,李文亮等 8 位“吹哨者”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二)社交媒体传播主体“业余化”，需构建新型网络把关机制

　　社交媒体赋予普通民众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的能力,打破之前建立的传统层级结构,形成“ 大规模业余化”(Mass amateurization)[45] ,这一方面带来传播结构的解构:借助社交媒体,“草根化”的社会成员可以绕过传统的“把关机制” ,获得独立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另一方面,因为社交媒体传播主体的业余,对信息的真实性把关不严,也容易带来大量谣言的传播。

　　传统的新闻把关是通过专业的新闻采编及其相关管理机构进行,现在的网络把关则包括三个层面的机制:一是通过大众过滤、协作“ 众包” 的群组化把关,主要是基于关系的群体认同,发挥“ 群体效应”。从正面意义上,通过协作生成的“公民新闻”,成为专业媒体新闻的重要补充,使边缘化的声音可被听见,并提供不同于主流媒体的另类叙事。但在小型群组内,容易形成观点极化或情绪激化;传播主体的“业余化” 和直接的目标诉求,也容易带来虚假新闻的泛滥;因为缺乏媒介素养,传播动员也有可能变为恶意煽动。二是基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内容分享和粉丝关系建立,平台数据和算法推 荐形成“数字泵阀”,结合话题标签、转发/评论等技术工具形成“平台效应”。社交媒体平台实际掌 握着数据内容和体系规则,在网络把关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组织机构的媒体化传播和把关,通过权威、专业和深度的内容形成“媒体效应” ,设置议题框架。

　　这三种把关机制的互动、博弈和融合,是未来构建新型网络把关机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