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三篇(8)

　　2020 年 3 月 1 日之后,多省市连续多天新增零病例,陆续将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等级从原来的一级调整为二级。与此同时,国外包括意大利、伊朗、韩国、日本等进入疫情紧急状态。3 月 10 日,以中央领导人到武汉考察和方舱医院休舱为标志,国内各地生产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主要关注防范境外对中国的疫情输入风险。

　　(二)社交媒体在关键节点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

　　1. 起点:疫情的“感知器”,形成原始信息“倒灌”主流媒体

　　全民化、移动化、社交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具有庞大而细微的“ 感知触角” ,在第一时间捕捉到此次疫情的最早信息,其中微信群 / 朋友圈是原始信息源。

　　2019 年 12 月 30 日晚上,“SARS 冠状病毒” 的提醒信息在微信群传播,其中三个主要群组是“武汉大学临床04”“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微信群。一些熟悉临床病例的医生通过微信群进行群组传播,虽然初期消息稍有不准确,但令这个事情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当晚,微信群、豆瓣和微博开始讨论。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10 点,“ 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冲上微博热搜,高居榜单一二名。之后,《第一财经》《新京报》、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关注和跟踪报道。下午,武汉市 卫健委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这样,以微信群进行了人际群组传播开始,经过社区讨论和微博话题传播,引发主流媒体大众传播,最终形成官方通报,社交媒体起到了疫情感知和监测预警的作用(见图 4)。

　　2. 引爆点:风险信息的“放大站”,形成“轰动效应”影响大众

　　1 月 20 日晚,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确认“人传人” ,这种风险信息是通过电视等主流媒体发出的,但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 信号放大” 作用,并且因前面信息披露不透明等原因,潜伏酝酿期长,引爆点强,产生了“轰动效应” 。

　　影响引爆点产生轰动效应的因素包括:1关键人物———钟南山,作为受人尊敬的“ 意见领袖” 发表有指导性言论,引领公众和媒体看清事实真相,引导舆论走向;2重要内容———新冠病毒能人传人,内容本身具有重要性,有激起大众的情绪刺激,特别是恐惧;3社会环境———在类 SARS 传染病暴发的背景下,钟南山的讲话“放大”或提高了对新冠病毒特定危害的风险认知。之前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接触引发负面情绪的信息时,更倾向于进行人际交流。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民众通过评论、点赞、分享等行为来进行人际交流和群组传播,引发轰动效应( 见图 5) 。

　　3. 爆发点与峰点:与主流媒体互动共振,形成“信息瀑布”,引发高潮

　　1 月 23 日,武汉宣布“封城” ,使公众形成强烈的“风险感知” 和恐慌情绪;1 月 26 日湖北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被网友称为“教科书级的失误”[36] ,引起社交媒体指责;1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谣言”的文章[37] ,引发社交媒体对8 位“造谣者”成为“吹哨人”的“正名平反”[38] ,使疫情信息传播走向高潮。

　　社交媒体环境中存在不同观点的群组和网络社区,社交媒体全民化的高使用率,在一定程度促进了信息共享和观点互动,有利于“信息瀑布”的形成。信息瀑布(informational cascades)最初在经济学领域被提出,是指个人不依赖自己的私人信息,而是观察并跟随前人的行为进行行动[39] 。信息瀑布被应用到传播学领域,被定义为种子用户在独立于其他个体进行信息分享时,其他用户受种子用户影响而分享相同信息[40] 。在武汉封城后的官方应对和对“造谣者”的反思中,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结成群组和交流信息,启动了“ 信息瀑布” 的形成过程。

　　“信息瀑布” 通过两种运作机制产生有现实冲击力的“瀑流” :一是与原有媒体传播体系互动,实现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和传播扩散。传统新闻的传播扩散是层级化的“自上而下”,从政府机构开始,流经精英网络到达媒体机构,形成新闻文本,最终抵达社会大众;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成熟,原有的传播权力被重新分配,底层获得更重要的推动力量,公众、媒体和政府之间会产生横向和开放的信息流。二是社交媒体的群组成员根据活跃程度可区分为活跃者、跟随者和沉默者,之间关系的网络化激活使动员人数急剧增多,使个人参与运动的成本降低,容易让沉默者跨越“ 参与门槛” ,通过话语或行动表达诉求。武汉宣布封城后几十万人紧急“出逃”,“双黄连”风波引发民众排队抢购,都是“信息瀑布” 网上激活、线下行动的例子。

　　4. 拐点:社交媒体成为情绪宣泄口,带来社会情绪“转向”和多种声音